01

1959年年底，结束十年牢狱的溥仪回到故宫，被眼前景象惊呆了。

“在御花园里，我看到那些在阳光下嬉戏的孩子，在茶座上品茗的老人，我嗅到了古柏喷放出来的青春的香气，感到了这里的阳光也比从前明亮了”。

此时距他离开这座宫殿已经35年。

那时故宫还叫紫禁城，废帝溥仪在其间享受清室优待，1924年11月，在冯玉祥“景山大炮”的威胁之下，他匆匆离去，留下只咬了一口的苹果落在婉容的储秀宫里。

溥仪逃离的这座紫禁城早已不是昔日光景。自1911年溥仪逊位后，这里不再是皇宫。十几年间，没落之气随着野草肆虐。

因疏于管理，这里无人不偷，无物不偷——1922年溥仪和婉容大婚，没多久，婉容凤冠上镶嵌的珠翠被人换成了赝品。而同年那场莫名的建福宫大火，直接烧掉了乾隆收藏的无数古董字画和珠宝，也让溥仪清查家产的念头扑了空。

大婚后的溥仪和婉容

溥仪离宫后，紫禁城的宫墙依旧，但隔绝新旧两个世界的那面“宫墙”已然坍塌。

北洋政府接管了紫禁城，12月，在李石曾提议之下，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包括5位清室代表、12名政府及各界名士。他们准备组织人员，对散落宫中的国宝进行清点，以便开放宫禁，“备充图书、博物馆等项之用，藉彰文化而垂久远”。

故宫的第一批守护者就此登场。

李石曾是其中之首。他是晚清名臣李鸿藻之子，相传3岁时曾随父入宫，因迅速答出光绪所出对联，被慈禧抱入怀中称赞“此子将来定成大器”。

根据史学家顾颉刚的说法，将溥仪轰出紫禁城就是李石曾的建议。这个说法存在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北洋军阀混战之中无人伤及故宫，功劳要归于这位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

因为委员会本是临时组织，动乱之中随时可能解散，好在李石曾人脉通达，早早结识孙中山，又与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军阀们多少要买他些面子。

更多守护者则从事着具体而微的工作，比如后来出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单士元。

1924年，这位18岁的北京大学史学系学生入宫参加文物点查，此后再未离开，一直到1998年去世，终身没有办理退休。

他曾经回忆当年点查文物的场景：冬天，西北风肆虐，让人不自觉想往墙上靠，有时候气温低到零下18度，宫里不能生火，点查人员的袖子还被扎紧以防偷盗，手冻得没处缩。在寒风中站三四个小时后，墨盒里的墨全成了冰块。

1930年整理清代档案的单士元(右二)

安保规矩也很严。除驻扎在神武门里的少数军警，所有工作人员晚间一律退出，白天也不可在宫里单独行动。点查人员每日随机分组，一人唱念物品名称等信息，一人登记，一人编写编号贴在物品之上，特别贵重之物还需摄影，用显微镜仔细观察记录。

到1925年9月时，点查小组整理出117万余件文物。

故宫博物院原定10月10日开放，但截至9月底，准备工作还未就绪。善后委员会不敢延期——点查期间，清室一直有不甘心者在运作夺回故宫，不能给他们机会。

仓促布展十几天后，故宫博物院终于如期开放，李石曾手写牌匾挂上城墙的那一刻，紫禁城彻底成为历史。

这成为北平当天最大的新闻，早上8点神武门前就挤满人群，故宫附近还堵起了车。里面更挤，有人在坤宁宫东西夹道等了2个小时。闭馆时，工作人员发现几处栏杆被挤断，而被挤掉的鞋子也装了满满一筐。

02

山河破碎，身世沉浮。乱世之中，故宫也没能躲掉这样的命运。

1928年夏天，北平城里风雨飘摇，北伐军步步逼近，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在皇姑屯车站。6月初，阎锡山被南京政府派来接管北平，易培基被派来接管故宫博物院，他曾是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故宫博物院临时理事会常务理事。

故宫员工在火车站迎接新院长易培基

不过，还没等到易培基北上任职，故宫风波骤起——6月底，多家报纸报道了国府委员经亨颐的一项提案：故宫为逆产，应废除故宫博物院，分别拍卖或移置院内物品。而国民政府居然通过了这项提案。

一场故宫保卫战由此掀起。

公开舆论和高层支持被视为关键。一方面，易培基迅速安排代表自己接管博物院的沈兼士等人撰写传单，指责“拍卖故宫”的提案不当。同时，蒋介石、冯玉山、阎锡山等政要被邀请参观重新开放的故宫博物院，以争取支持。

随后，张继以古物保管委员会主席委员的名义，向中央政治会议提交文章，要求否决提案。易培基则以中央政治会议委员身份，在会上对张继文章进行补充，力陈故宫博物院保留的必要性。

他们赢了。

1929年2月，易培基被任命为第一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他为故宫带来了民国时期最鼎盛的四年：安排各项业务步入正轨，发动蒋介石、张学良等党政军要捐款维修宫殿，创办《故宫期刊》、《故宫月刊》、《故宫旬刊》、《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馆年刊》等杂志。

当时故宫博物院票价不低，还规定衣着不整者不得入内，院内禁止随地吐痰等。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这实属不易。

平静在1933年被打破。

日军攻陷山海关的消息让北平城里人心惶惶，而故宫也被争吵声包围。

围绕“如何保护文物”、“是否南迁”，几派人士吵得不可开交。张继主张迁往西安，易培基提出迁往上海，周肇祥则是坚定的反对派——他曾经出任故宫古物陈列所所长，还当过湖南省代省长。在反对者发起的“北平市民保护古物协会”中，他被推选为主席，随后，他多次在公开场合称，要以武力阻止南迁。

威胁者还有很多。易培基收到不少匿名警告信，还有流传坊间的谣言称：只要运送文物的列车出发，就会有人在铁路沿线埋下炸药。

国民政府最终拍板决定，故宫古物南迁上海。

故宫文物南迁途中

1933年2月5日晚上，易培基穿着斗篷出现在太和殿前，指挥第一批文物运往南京。方案是他与张学良此前在碧云寺附近一栋小别墅研究制定而出的，消息严格保密，当晚，北平几条路段进行了戒严。

但闻讯而来的抗议学生还是围住了前门的火车站，他们激动高喊“誓与故宫文物共存亡”，有人甚至卧在钢轨上，与士兵形成对峙。

最后张学良出面将他们劝退。他给出的承诺是：等战争平息，就把故宫文物再运回来。

南迁得以继续。到5月时，已有数十万件文物分四批被运出北平。但诉讼阻止了第五批文物的启程——易培基被控以假换真监守自盗，这桩“丑闻”很快成为全国各大报纸的头条。10月，他不得已递交辞呈正式卸任。

诉讼的实质被认为是围绕故宫的权力争夺。

当年，易培基接受故宫博物院院长任命后，因病未能及时赴任，而是安排女婿李宗侗(李石曾之侄)担任秘书长代管事务，这让觊觎大权的张继很不满意。后来，两人又因南迁地址产生分歧，最终，易培基的方案被采纳。

后人大多认定，张继夫妇是易培基案的举报者。因为战乱，易案一直没有定论，江宁地方法院在易培基缺席情况下，判决其犯有监守自盗罪。

这位故宫首任院长的人生由此萧条：他躲在上海法租界闭门不出，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房产被查封，财产也被没收。

1937年，易培基在上海抑郁而终，年仅57岁。

这一年，日军占领北平城，故宫一度成为他们的练兵场。

03

院长马衡在1948年做出了他最坚定的选择：拒不南下。

他拒绝过国民政府教育政务次长、故宫博物院理事会秘书长杭立武至少两次，也在电话里用不容商量的语气告诉远在南京的儿媳“绝不南来”。被催急了，他就搬出自己身体有恙的理由，“弟于十一月间患动脉紧缩症，卧床两周。得尊电促弟南飞，实难从命”。

在他的拖延之下，当时存于北平故宫的文物一箱也未运出。最后，只有2972箱文物从南京运往台湾，占当时南京所藏文物的四分之一。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此前，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军委关于保护北平文化古迹的电报中称：“此次攻城，必须做到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

马衡代表故宫博物院拥抱了新时代。1949年2月11日，故宫太和殿里召开了一场接管会议。文化部官员尹达宣布了具体政策：职工原职原薪，马衡继续担任院长，各部门负责人也保持不变。此外，新政府承诺：马上给大家补上停掉的薪水。

区别于历史上改朝换代时紫禁城里的血雨腥风，故宫博物院平和地迈入了新时代。

5月，故宫庆寿堂开始修缮——故宫在战时虽然免于被毁命运，但经费有限，很多修缮工作无法进行，马衡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马衡(中)陪蒋介石观看司马戊方鼎

马衡是世家出身，家境优渥，热衷学术，曾供职于北大研究所，当过西冷印社社长、故宫古物馆馆长。他一直认为搞学问比当官重要，1934年，在蒋介石劝说之下，他才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

上任之初，他感慨过故宫文物保管之难：

“院中最困难问题，厥惟文物之整理与保管。盖十年以来，半在风雨飘摇之中，点查则本甚粗疏，整理亦仅及局部，保管更责任难专;非有根本改进之决心，难树永久不拔之基础。譬之故家田产，略无统计，试询其子姓以田亩四至，率茫然不能置对，乃欲责其管理难矣。”

在院长任上，马衡牵头成立文物分类整理委员会，包括书画、陶瓷、铜器、美术品等类别，还颁布专门委员会设立章程，聘请学界专家参与研究。

可以说，对故宫和文物的热爱，让这位性情温和的文人有信念坚守。

他任职18年，为后人铭记的功劳主要有两项：战时继续将国宝南迁和西迁;解放前拒绝国宝迁台，为新中国保留下这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国宝南迁之时，马衡坚持亲赴现场，一批文物曾经运送到湖南大学地下室，他审查后觉得地点不安全，要求加快运输。几天之后，长沙就遭到轰炸，原本保存文物的图书馆也被夷为平地。

新中国成立之后，政府对故宫博物院进行了垃圾清理、杂草处理等，截至1952年结束时，25万方垃圾被从故宫运出。

故宫的萧条之气在慢慢散去，但守在其中的马衡已经意兴阑珊。他后来出版的日记里披露了那段时光，多是参加没完没了的会议。对他而言，或许唯一值得兴奋的事情，就是与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从香港买回《中秋贴》、《伯远帖》，与《快雪晴时帖》合成清宫“三希”。

他最终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黯然离场。审查者认为，他执掌故宫近20年，与文物终日相伴，定有贪腐。有经不住审问压力的故宫员工也对马衡进行了诬陷。

1955年，马衡去世。当天，他的儿子马文冲被当作台湾特务抓捕入狱，此后被关押20年。在狱中，他听到父亲去世消息，嚎啕大哭。

04

1958年秋天，故宫又一次站在了命运的转折点。

按照《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内容，这里将与天安门广场、中山公园、文化宫、景山、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前三门护城河等地组织起来，“拆除部分房屋，扩大绿地面积，使之成为市中心的一个大花园，在节日作为百万群众尽情欢乐的地方”。

这是为了响应毛泽东此前在多个场合发表的讲话，他对北京的城市面貌很不满意，“古董不可不好，也不可太好。北京拆牌楼，城门打洞也哭鼻子。这是政治问题”，“拆除城墙，北京应当向天津和上海看齐”。

北京市总体规划很快对此作出响应。

在1958年完成的几张城区规划方案图里，旧城区里基本没有胡同和成片四合院，全改成多层或高层建筑。从天安门到故宫，除了部分建筑物，大多要拆除重建。

规划部门还给出了几套故宫的改建方案，包括：

拆午门，原址建中央大楼，把天安门变成党中央入口;

拆端门，原址建中央大楼，把党中央和国务院迁至中心位置，中南海变成群众性公园;

拆掉故宫和天安门，用象征工农商学兵的五组建筑围绕新建筑，以“庄严美丽现代化的新型建筑，代替已经古老落后的帝王宫殿建筑”。

总体规划上报中央前，周恩来小范围地听过一次汇报。听闻旧城改建要花费150亿，他提出这是整个抗美援朝的费用，太高。此外，他明确表态：他出任总理期间，不新建国务院大楼。

故宫博物院遇到了新时代的保护者。

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发挥了关键作用。

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

“大跃进”期间，故宫博物院的管理被下放至北京市，而根据北京市文化局在1958年10月的报告，故宫博物院应该改变“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从根本上改变面貌，比如大力清除宫殿建筑，除主要建筑保留之外，以70%以上的面积做园林绿化。

中宣部在8个月后对此作出回应。

陆定一坚持认为，对待故宫应谨慎。小房小墙可以拆一点，马路可以宽一点，但这是为了消防，而不是为了让机动车进去。从根本上说，故宫就要封建落后古香古色，保留这样一个地方，也可以对观众进行教育，古为今用。

改建事宜最终搁浅。

几年后，北京市规划部门几度重提，比如在故宫内部修马路;在太和殿前竖高大标语牌，压倒“王气”;搬倒太和殿宝座，改成持枪农民塑像……但后来因为文*革影响，大多都不了了之。

但故宫还是在文*革初期受到了冲击——1966年夏天，故宫奉先殿进行了改造，以进行泥塑“收租院”展览。毛泽东像被挂于殿中，原本清代祭祖所用的焚帛炉被拆除。

此外，故宫博物院的大理石门匾被纸盖住，上面用墨笔写着“血泪宫”，而神武门外的砖墙上，贴满了“火烧紫禁城”、“砸烂故宫”等大字报。宫内，城隍庙11座泥塑神像、1对泥塑马被毁，中和殿宝座被拆。

直到1967年5月，周恩来下令关闭博物馆，并安排军队守卫，故宫终于幸免于难。

05

吴仲超是最后一位经历动荡年代的故宫博物院院长。

他是老革命家，解放前曾长期在江南从事地下工作;也是文物爱好者，原本中央打算将他调任至中央办公厅担任领导职务，他主动请缨想去故宫，1954年，他如愿就职。

在任期间，他重视文物修复，从宫外四处招揽人才，成立起专门的修复工厂，“保护专家要像保护稀有动物熊猫一样”，他曾经如此比喻。他还花了6年时间，将故宫所有文物分级登记在册。

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中)

对于每一位热爱文物的人士，故宫都是一座迷人的宝藏。

只是，动荡之中，有太多的身不由己。

当故宫的命运在一次次荒诞的“改建计划”中沉浮之时，吴仲超也被卷入其中。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干校，1971年博物馆重新开放后才复任，1984年卸任，同年去世。

而后，随着国家局势稳定，故宫博物院逐渐步入正轨。1987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至此，故宫已无需有人再为它的生死存亡而奋斗。

后人只需要为荣誉而战。

这并不简单。故宫的每一场风波都备受关注，这让“院长”成为高危职业。

张忠培，1987年至1991年在职，上任第一周遭遇失窃，第二个月遭遇景阳宫火灾，卸任当年，5枚古印丢失，至今未能找回。

郑欣淼，2002年至2012年在职。这位爱看书写诗的学者官员主持了故宫大修，提出了“故宫学”，但外界对他印象最深的标签却是“十重门”，以及他离任时的黯然落泪。

单霁翔倒是讲出了故宫的新故事。

这位2012年就任的院长把自己和故宫打造成“网红”，成功吸引了年轻人关注。经过此前几年的人气积累，今年春节，故宫过大年、元宵节灯会成为网络里最热门的话题，“故宫跑”重现江湖。

争议也好，赞美也罢，可以肯定的是，即将600岁的故宫有了新生机。

这让人欣慰。

毕竟，在历史长河的翻滚前行之中，个人命运如同沧海一粟。每一场夜幕落下之时，每一轮朝阳升起之时，故宫始终安然如故，令人向往，对于每一个守卫者来说，这都是最美的画面。

部分资料来源：

1.《故宫博物院1925年开放首日：人满为患挤断栏杆》，张双龙，《北京日报》

2.《“元老”李石曾：失势皆因“故宫盗宝案”》，唐山，《北京晚报》

3.《“易案”宫斗：上世纪三十年代“故宫盗宝案”始末》，黄加佳，《北京日报》

4.《易培基:莫辩清白的风雨人生》，王家耀，《三联生活周刊》

5.《马衡：儿子眼中的故宫博物院院长》，王恺，《三联生活周刊》

6.《40多年前故宫改建计划始末》，王军，《中国新闻周刊》

7.《执掌故宫博物馆的人》，陈祥，《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