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滴滴uber这样的科技公司在浓缩“技术革命”?

在最近的网约车争论中,从创新企业、到中央领导到各部委,再到地方政府部门,再到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与消费者,展开了一场复杂的、激烈的博弈。

在最近的网约车争论中,从创新企业、到中央领导到各部委,再到地方政府部门,再到网约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与消费者,展开了一场复杂的、激烈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虽然既得利益与新技术带来就业、消费者福利之间的博弈,这类议题是公共政策中绕不过的议题,但是,轴距、补贴、司机绕路,这些议题不应该完全遮蔽那些更宏大的议题。

滴滴、Uber这样的公司,本质上是科技公司。在现在的“风投—用户—上市”的玩法下,所有科技公司在技术上都是非常激进的,因为一个开拓新的技术点,就意味着更大估值、市值,所以我们看到谷歌投入无人驾驶、步行机器人;facebook在VR领域积极进取;特斯拉则义无反顾的在新能源“冒进”等等。这就意味着,以往漫长的技术革命与技术路径的确定过程,在资本的支持下,被这些公司缩短到一个很小的窗口期。所以,这些公司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因为,任何一次大国崛起,在本质上都是技术革命。

 十八世纪末在英国发足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蒸汽机为代表,以机器取代了手工,带来了英国的崛起;二十世纪初福特发明完善的流水线大批量生产,掀起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美国的崛起。

新技术从来离不开刺激与保护。在美国1787的制宪会议上,在通过第一条第八款的其中一则内容时,代表们不在争执不休,一致同意。这一则的内容是:“为促进科学和实用技术的普及,对作家和发明家的著作和发明,在一定期限内给予专利权的保障。”美国是第一个把专利权写进国家宪法的国家。正是美国人的这一做法,激发技术创新的热情,美国人开始向世界科技的制高点进军。

除了法律对创新的保护,创新更需要的是市场精神。

最近林毅夫与张维迎就政府能不能“有为”的识别产业的比较优势,展开了一场激烈争论。简单的说林毅夫更偏重政府的有为,而张维迎更强调市场。

前者更符合当下所谓工业党呼唤的星辰大海的口味。工业党们羡慕美国人的坚船利剑、羡慕美国人的大推力火箭,希望通过政府的投资,来达成这一切,殊不知,美国人取得的这些成就,有看得见的手“政府”而更为基础的机制仍然是看不见的手“市场”。

相比中国政府统御一切下的国有军工企业、“863计划”、国家项目资金、党管大学组成的科研体系,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波音、雷神这些顶级军工私营公司,以及自由的高校之间的竞争,无情地反映了“中国模式”的优劣。

在世界IT业的波动式发展中,苹果的瓶颈被微软发现,微软的瓶颈被谷歌和苹果发掘,发现谷歌社交领域瓶颈的不是政府,是Facebook。而Facebook也不是如电影中所说的借助一个点子凭空出现,在它之前,有Meetup、Friendster等企业长达10年的逐步试错。这都是市场自觉完成的过程,没有指导、没有计划、没有创新小组,没有高科技委员会。

美国人在市场中完成了汽车、流水线、计算机、互联网等等领域的试错,并获取了红利。某种程度上,美国人已经制定了当下的信息技术标准,全世界都运行在它们制定的网络体系上,虽然中国自己的网络标准的叫喊不时冒出头,但那不过是冲着政府预算的忽悠。苹果,谷歌,微软,高通,英特尔定义了整个信息产业的硬件和操作系统的规则,即便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中国厂家仍然只能在人家铺好的路上跑。

实际上,这个试错过程仍在迅猛的进行之中。实际上,在今天,新的科技企业已经在制定下一代的标准,已经在铺就未来的道路,全球性科技企业的影响力已经某种程度上超过了国家的边界。

然而,试错的风险是巨大的,过程是漫长的,所以企业家需要确认自己是否能获得红利。

现在无人驾驶,乃至其他智能辅助设备,是未来趋势。把握这种趋势,在这种趋势上领先,需要消耗资金、技术人员创造性,以及企业家才能。如果中国的企业家的才能、资金都消耗在于监管周旋,在夹缝中求生,后顾之忧,势必影响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其中不合法的监管,影响长远的稳定预期,势必导致企业行为的短期化。简单的说,一项技术,父亲投资,可能儿子才能收获,所以,对于趋势性、基础性的新技术研发而言,长远而稳定的预期是最重要的。

在林毅夫的观点中,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减小吃螃蟹的企业家的风险,然后,现实却是,企业情愿自己承担风险,但求政府给一个成功后能获得红利的预期。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作为一个工业体系完备的国家,中国的确具有进一步在全球产业链上升的潜力。加之世界经济的整体转型,的确存在弯道超车的机会。但正如前面所言,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科技企业间的竞争是以月为单位的,技术路径的选择被浓缩在短时间内,于是,同样水平线上的企业因为所处国家政策环境的影响,其精力和资源有可能完全投入不同的方向。在最近政策争论中,Uber和滴滴都是目前移动出行领域最顶级的公司,一个在研究无人驾驶,一个却陷在和中国各地的处长们纠缠户籍与轴距。这种窗口期、弯道期的外部环境差别,在短时间内就会导致技术产业的巨大差别。

所以,如果中国不抓住弯道赶超的机会,让市场与企业家有充分的环境去发挥能动性,那么,以后中国人的汽车将使用的是谷歌的无人驾驶技术,中国的人工智能系统仍然停留在大学之中,无法大规模应用;不发展移动出行技术和大数据,未来中国的汽车和城市交通就跟电脑手机一样只能在别人制定的规则,别人的芯片和操作系统上跑,就像今天的汉芯之于英特尔、高通。所以,创新的差异绝非仅仅由技术存量状态导致,更由于不同的产权保护、自由的思想、公共政策导致的不同创新动力造成。(作者:刘远举 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