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拍第一部电影《黄土地》，没规没矩，招来一片批评的声音。在批评声中，我看到这样一些文字。

李陀先生说：“这部影片的到来相当意外，这很像人们在一个愉快的聚会上，等待一个朋友，进来的却是一个谁也不熟悉的陌生客，出现了一片多少有些尴尬的静寂。此时来客的前途有两个，一是被不客气地赶出门去，二是多少有些勉强地留下了，看最终能不能和大家交成朋友。而这两种情况在艺术史上都是经常发生的。”

已经去世的邵牧君先生说：“我是赞赏这部寓意深刻而朴实的艺术力作的。我看重《黄土地》是鉴于它第一次在中国银幕上用完善统一的风格形式，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负担进行了真正严肃的思考和批判。艺术家真正处于创造主体的地位，不再沦为某种流行观念的工具。”

郑洞天先生说：“《黄土地》饱含着赤子之爱，从历史沉重的身影中照见了新时代的来临。也许它那些见棱见角、特别扎眼的东西，若干年后来看，正是它的长处。任何一种新境界的开拓，总带着不完善的特征。完善了，又面临新的突破。”

写下这些话的，都是那个时代的影评人。他们中间，郑洞天、李陀是我的老师，邵牧君先生是知名理论家、优秀影评人。我从他们的教导中受益，最初的成长和他们的支持分不开，是他们培育的结果。但电影创作者和影评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和谐的，有时甚至是尴尬的。影评家永远有一只创作者没有的眼睛。因此，我认识的一些影评家总是说：发现是我们的工作。

关于发现最有名的故事，出自美国大名鼎鼎的影评家安德鲁·萨里斯。1960年，希区柯克因为新片《精神病患者》受到影评界广泛误读，安德鲁·萨里斯站出来说：这不是一部二流的恐怖片，而是一部以隐喻和象征手法拍摄的社会性影片。时间随后证明萨里斯是对的。我在纽约大学听过关于萨里斯职业生涯的讲座。萨里斯认识到“电影不仅需要而且值得获得其他艺术门类一样的忠诚。”他说：“我们赞成影评人热爱、呼吸和占有电影。”

文森特·坎比是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影评人。此人神情冷漠，目光逼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个电影节。当时我的一部电影正准备在美国上映，发行人希望我能同权威影评人打个招呼，文森特·坎比连看都没看我一眼就转身而去。我向发行人抱怨。发行人说，他知道你是谁，可他还是没有改变不同电影导演个人接触的自我规范。出人意料的是，文森特·坎比事后给了我的电影一篇很好的影评。这件事几乎让我相信，只要是冷面影评人都会给我的电影写出好的影评。但我后来问自己，如果坎比写出了一篇不好的影评，加上他冷漠的待人方式，是否就可以认定他不公正呢？我想，保持话语的独立性，只是表达他对电影的忠诚热爱。当时，在文森特·坎比工作的城市纽约，有一部分观众在看完电影之后才去读坎比的影评。他们想看一看，在对一部电影的理解上自己离坎比有多近。坎比的文字精炼短小，意味深长，很像文学作品，不总像投枪、匕首，反而像午餐后的咖啡，提神醒脑。后来，当我因《霸王别姬》有机会再次见到坎比的时候，终于同他说了话。我聊起第一次同他见面的情形， 他说：我无需认识你，但我肯定需要了解你的电影。

这些影评人，凭着对电影的热情，把欧洲艺术电影带进了傲慢的美国，帮助培育了几代将电影看成艺术的观众。他们敏锐、渊博、独立、勇敢，他们既是批评者，更是发现者和推动者。

今天的我十分清楚，以电影为艺术的时代已经逐渐消亡，但电影不会消亡。真希望中国电影多出几个狂生猛士，就像石涛说的：“纵使笔不笔，墨不墨，画不画，自有我在。”中国电影在今天自创新格，除了创作者，还需要评论者。(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