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数智前线 任晓渔

编：徐鑫

想要抢占人工智能高地的城市又多了一个。

过去一个多月，香港在AI布局上接连落子。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港投公司）连投三家公司，智能制造企业思谋科技、生命科学人工智能大模型公司百图生科和具身智能创业企业银河智能。

2022年10月，港投公司由香港现任特首李家超在《施政报告》中宣布成立，希冀更好利用财政储备以促进香港经济和产业发展。一年多来，港投公司隐而未发，不过一出手的连环招，却全部与人工智能和创新产业相关。有人评价，港投公司可被视作“港版淡马锡”，同时香港可能正在进入产业政策主导的时代。

通观过去两年港府动作，投资的确只是这座城市产业雄心的一环。在培育高新产业上，香港有详细的规划、路径和动作。

2022年的施政报告中，李家超提出，为了全速引领香港实现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愿景，希望在五年内吸引不少于100家具有潜力或代表性的科创企业在港设立或扩展业务，包括至少20家龙头科创企业。

去年以来，特区政府“抢人才”、“抢企业”的动作声势浩大，成立了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也加大力度，引进人才数量相比此前年份有几倍增长。

一位资深区域观察人士称，在当下的产业现状下，押注创新领域和科技产业，对香港可能已是一道必答题。而要从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的地基上结出新的果实，这座城市也有不少要跨越的门槛。如何打破发展的路径依赖，发挥香港的比较优势，仍有待长期经营。

一套抢人、抢企业、撒钱的组合拳

最近，香港正连环出招，贴牢身上的AI创新标签。

港投公司在一个月里密集打出的子弹，凸显了港府在发展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上的决心。

一方面，三家被投企业都与AI相关。另外，三场签约合作仪式上，被投企业都有明确的在港战略布局。如银河通用智能提到，将支持香港成为国际具身智能人才聚集地和创新中心；探索机器人在香港的商业、旅游及其他服务场景等实际应用；建设本地团队以促进香港具身智能技术和产业的发展。

港投的角色和任务由此浮出水面。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在公开演讲里提到，一方面要争取合理的投资财务回报，更重要的是，用好资本引导生态和杠杆其他资源的力量，助力香港重点产业生态圈的构建和激活。

这意味着，投资撒钱对香港而言，不只是财务行为，还是撬动资源，拉动科技企业扎根落地香港，发展新兴产业的手段。也因此，有人评价，香港正在走进产业政策时代。

产业政策当然不止投资一招，抢人、抢企业，香港政府正多管齐下。

几天前，港股上市的人工智能老牌龙头企业科大讯飞宣布在香港设立国际总部，计划未来5年内在港投资4亿港元，建立150人团队推动研发及拓展海外市场。这支在香港的团队将专注于开发大语言模型，以及智能语音、教育和医疗保健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

这是香港重磅引进龙头企业计划的一环。2022年12月，香港政府的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成立以来，已经有不少科技制造龙头企业在港设立国际总部或研究中心，比如宁德时代去年底就宣布落地香港。

今年3月，特区政府披露数据，已有两批总计50家行业龙头企业将落地香港，投资将超400亿港元，主要来自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金融科技、先进制造与新能源科技产业领域。据悉，这些企业将创造1万多个就业岗位。

香港还大力吸纳新兴产业人才，抢人大战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内地城市此前抢人通常都是放宽落户门槛，香港也采取了同样路径，去年开始推出了“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简称高才通）。

对比此前的人才引进方式，高才通不需要攒积分，没有地域和专业限制，内地有13所高校的学生拿香港身份门槛大幅降低。

“有几万人向我们咨询和办理高才的手续和流程”，在香港从事高才落地服务工作的周荣华告诉数智前线，他是华中科技大学毕业生，也在这波引进浪潮里拿到了香港身份。

去年年初开始，他最早做了申请了高才通的攻略，在校友群之间广泛传播，并扩散到其他高才通资格院校校友之间。这被在香港筹备成立高才通人才服务协会的尚海龙议员发现，双方一拍即合，组织了多次面向高才来港之后的子女教育、续签、防诈骗、就业、相亲等多场公益活动。

2024年5月6日，为了更好的服务来港高才企业家们，帮助他们更快在香港开展业务，获得认同，他们干脆注册成立了一家非营利组织——新质企业家联合会。这是新出现的角色，也是香港这波产业变革的一个注脚。

公开数据显示，截止2024年6月，香港总计收到高才申请数量超近9万，7.1万获批，含受养人14.3万人，其中9万人已经来港激活签证。比港府原定的每年引进3.5万人才目标超出数倍。

香港也意识到与内地头部城市的基建差距，进一步加码AI基础设施。在全球AI发展算力紧缺的背景下，香港的超算中心建设也受到了广泛关注。目前这一建设计划由香港数码港牵头，第一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启用，预计最快2026年初将提供每秒浮点运算3000千万亿次的算力，相当于1小时可完成近100亿张图像处理。

除了在算力层面摆平AI发展障碍，香港政府今年3月在年度财政预算中，还专门拨款30亿港元，推行为期三年的人工智能资助计划，资助本地大学、研发机构及企业等运用算力，推动科研突破，并加强算力中心的网络安全和数据保护。

投资人工智能时代，港府正打出一套组合拳。

产业升级：香港的一道必答题

押注产业升级，实际上可能是香港这座城市当下的一道必答题。

香港的支柱产业仰仗贸易及物流、金融服务、房地产及建造业、专业服务及其它工商业支援服务、旅游业。公开数据显示，2022年服务业占香港GDP的93.4%，制造业在香港GDP中的占比不足1%。

在地缘政治压力下，香港的贸易物流、金融等传统优势产业客观上遭遇不小的挑战和压力。消费性服务业虽能吸纳大量就业人口，但在香港GDP里的占比有限，很难形成有规模的中产人群和收入回报，反哺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以旅游业为例，2022年，香港旅游业吸纳了香港约6%的就业人口，但整体贡献的GDP仅0.4%。

谈起占GDP20%以上的地产行业，每一个去过香港的人可能都对香港的房价和地产富豪们的八卦印象深刻。每年的胡润百富榜，上榜的香港富豪多数是地产发家。房价高，除了关乎普通市民的民生和生计，也与产业发展息息相关。

市场调研机构世邦魏理仕的一项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第四季度，香港中环的甲级写字楼租金全球最高，比新加坡核心区还要高约四成。能够承受高昂写字楼的行业，也只能是金融、地产等高利润行业，这无形中挤压了创新型产业的发展空间。

优势产业发展承压，寻找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已经是摆在港府眼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港府重要官员在多个公开场合都有过表态，“没科创，没未来”。

而要实现产业升级转型，却并非易事。最直接的一点，在创新的产业土壤和人才都尚未成规模之际，如何打破旧有的路径依赖。

以年轻人的去向为例，香港社会多年的路径是，最优秀的年轻人都流向了医疗、律师等行业。“DSE考试（文凭考试，香港的高考）的状元们通常多数都会选择医科。10个状元8个学医，因为他们收入高，社会地位高，一毕业就有很高的回报”，一位经历过互联网高速发展阶段，从内地到港发展的“高才”对数智前线表示，内地早有知识和科技改变命运的走向，但香港整个社会还没有出现依靠科技和创新改变命运的创富示范。

当下港府大手笔下场，抢人、抢企业、撒钱，多路并进，正是为了给新兴产业，用真金白银，砸开一条路。从这个角度看，说当下的香港正在进入新的产业政策主导发展的新阶段并不为过。

港府在这场产业变革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2022年12月港府发表的《香港创新科技发展蓝图》，被外界视作创新产业的一个纲要型文件，给未来五到十年的香港创新科技发展定了明确的发展路径。其中提到，未来5到10年要将香港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1%提高到5%。

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推进的制造业并不是老一套的车间工厂，而是新型的制造业和新型工业化，人工智能、高端制造等新兴技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不言而喻。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主席陈祖恒受访时说，香港要发展的是高度自动化的制造业，或者是定制化、高增值的生产，也包括新型工业，例如智能监控系统、芯片等。“比如，一家做毛衣的公司，它可以就是一台机器，什么都不用碰它，一件衣服就可以像打印一样生产出来，类似这种制造业，拉回香港。”

香港半导体消亡启示录

重提制造，发展科创，制定长期发展规划，港府可能也在汲取此前香港产业发展经验教训。

以当下港府希望引进来的芯片半导体产业为例，香港曾经有全亚洲第二大的芯片测试中心，芯片产业也是香港产业版图中的一部分，发展并不逊色于亚洲四小龙其他区域。而由于缺乏产业规划和长期经营，在产业转移浪潮中，它最终逐渐从香港这片土地上消失了。

时间拉回到上世纪中叶，当时半导体产业正处于从美国向东亚溢出的阶段。同亚洲四小龙其他地区一样，香港最初承接的也是半导体封装环节，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部门。1962年，大名鼎鼎的仙童公司落地香港，在香港恒业街租下厂房，建立了自己的工厂，这是香港半导体产业的起点。1963年，仙童香港分公司的晶体管产能达到了1.2亿枚，之后德州仪器、摩托罗拉、NEC等半导体企业也在香港扎根。

快速发展的半导体产业使得香港的电子封装规模一路走高，1981年时香港电子产品出口总值相比1975年几乎翻了2番。也在这时，香港产业发展的隐忧就逐渐凸显出来。

劳动密集型产业，比拼的重点在土地和劳动力价格。不同于其他区域半导体产业发展的大片土地供应，香港的工业发展起步于市区，工厂早早上楼，半导体产业也和纺织服装等产业一样，蜗居在工业大厦内。而除了在土地供应有限之外，香港的劳动力价格也相比其他四小龙地区更高。

更大的问题是，区域间的产业竞争已经变得更为激烈。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与中国香港同步发展半导体产业的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等地，密集出台产业政策。政府积极倾注资源引进外部技术，培育半导体产业。而香港当时港英治下，秉持着自由主义相信市场的逻辑，在这场产业竞争里少有作为。

与此同时，全球大分工还在轰轰烈烈继续，如同游牧民族追逐水草一般，从欧美、日本承接而来的制造业，继续追逐着更低的劳动力和土地成本，寻找新的价格洼地。而香港的地产行业由于土地供应极少步步走高。

上世纪90年代中叶，香港地产在GDP里的比重超过20%，已成为这座城市重要的产业支柱。从后视镜看历史，所有人都能看到问题，高地租挤占了创新与实体产业的持续成长，制造产业会加速溢出。

最令人扼腕的失之交臂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时任香港特首董建华上任后希望推动经济转型，不依赖地产，而是发展科创产业。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在到上海之前先与香港有过多轮谈判意向。但半导体工厂要批地时，据说港府“三司中有两个不同意”。香港的土地价格此时已经飙涨，寸土寸金，在缺乏长期产业经营视野的背景下，造芯片并不如卖地有确定性。而张汝京则北上，被上海的诚意和产业招商政策所打动，未来的中芯国际落子上海。

香港的互联网经济也是在同样的逻辑下没能发展起来。被寄予厚望的李泽楷的香港数码港在新世纪伊始，从最初规划的科技创新港逐渐变成了靠地产和租金收益拿回报，香港没有抓住互联网时代。

新世纪之初，随着具备自主设计的能力的摩托罗拉旗下的万力半导体搬迁，香港本土制造业朝向高端方向演进升级的可能性彻底消失，香港半导体产业走势与亚洲四小龙其他地区的发展走向分道扬镳。

半导体产业在香港的消失，是地产行业挤压创新企业空间的故事，也是账面繁荣和短期收益逼退长期利益的故事。在产业巨变的浪潮里，一个区域里的创新产业如何生长是个有争议的议题，依靠原子化的企业充分参与市场，去获得竞争优势，还是依靠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来构建体系化的能力，一直存在不同的答案。

在这波人工智能变革里，香港的选择看起来汲取了几十年前的半导体产业的教训。在这条路上，它也不是独行者。

今年4月举办，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和数码港合办的2024数字经济峰会上，除了一众港府高级官员和大企业高管，合肥市长罗云峰也在演讲嘉宾之列，他演讲的主题是剖析合肥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成功实践。

合肥的城市产业发展轨迹是一个通过产业政策和产业投资，实现逆天改命的城市。现在，香港希望借鉴和汲取合肥的经验。

如何完成惊险一跃

有了顶层设计，并且大手笔，撒币式地引进人才和新兴企业，香港的产业升级之路就此一片坦途吗？

可能还不是。我们听到了这样的一则真实案例。一位香港的大学教授在港创建了一家人工智能公司，几番波折，最终研发办公室却只能选在了深圳福田口岸附近。

这里面有几重原因，香港高校在技术和专利等层面为新兴产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智力支撑。而落在深圳，则是最大限度降低成本，同时利用香港的津贴，撬动深圳的高级技术人才。

这个真实的案例体现了发展人工智能产业上，香港当下的优势和劣势。

高等教育界的支撑无疑是巨大的优势。目前香港有14个跨行业的AI研究实验室，有三家大学进入U.S. News 2023全球AI顶尖高级院校前30名等。创科香港基金会是红杉资本旗下的公益组织，去年发布的《香港创科人才指数2023》里也提到，来自大学的创业者成为香港初创企业的中流砥柱，从香港各大学出来的初创公司数量在近五年间增长近4倍，“学院派”创业者占香港独角兽一半以上。

这份报告还提到，高校的研发人员占比和增长率显著高于政府机构和工商机构，香港63%的研发人员来自高等教育界，工商界和政府部门占比不到一半。

但不能忽视的是，这些积累和投入偏向学院派。一位资深区域观察人士分析，学院派的人才和研发力量通常能完成从0到1，他们可能手握专利和知识产权，但最后形成产品，完成规模化生产走向市场，考验的可能是10～100的能力。

这也使得此前具有香港基因的科技企业最终都走了香港孵化、内地壮大的路。例如，商汤科技和思谋科技，包括大疆科技，三家企业都与香港的科研院校的技术有着深厚的联系。但最终商汤科技落地上海，思谋科技总部设在深圳，香港科学园设置了办公室，大疆总部也落地到了深圳。

究其原因，香港缺乏更大规模的工程化人才，而到内地，珠三角、长三角等地背靠更庞大的供应链资源，更有利于这些创新企业走出规模化发展之路。

场景的缺乏是香港发展新兴产业要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业界普遍认为，大模型时代之后，创新的原发地越来越多地转移到了工业界。因为计算规模变得前所未有庞大，高等院校很难承担算力的成本。香港在建的超算中心正在解决这重困难。

另外则是技术的进步和应用都需要寻找到合适的场景，需要有更多的场景里的数据才能有更智能的产品。去年年底，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发布《香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研究》报告，其中调研香港本土AI企业，有44%企业表示难以收集数据，16%表示需要长时间才能收集数据，而8%表示没有相关数据。

这一点上，能看到港府相关部门也在做出努力。刚刚结束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就出现了香港AI企业的身影。香港贸发局带队组织十几家企业带着产品，比如物联网系统，图像生成技术与大语言模型等，希望为产品找到应用场景或市场，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是一个天问。对香港来说，解法可能也藏在问题之中。就像教授创业，点设在福田，这是充分利用毗邻香港的深圳的工程人才密集和工程师红利一样，香港的新一轮产业发展，本身也需要被纳入到了大湾区的框架内讨论。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主席陈祖恒在与吴小莉对谈时说，香港的工业发展，一定离不开整个大湾区。他提到，“生产力局做了很长时间的调研，结论是‘9+2’这个布局里，9个城市有不同的工业发展，在不同的行业产品上都有独特的优势，或独特的供应链是比较完整的。到最后我们决定，要做就要做“9+3+1”，要在9个城市里都有我们的基地和据点，有人和资源配合每一个城市的工业发展。”

一位在港深两地穿梭的人士告诉数智前线，他已经看到，为了打破原来的路径依赖，香港社会在更深的层次作努力。

正值暑假，不少学校组织学生们北上，到中国最好的科学基地参观和学习。“就是为了在这些孩子们心里种下科技的种子。总体看，蝴蝶的翅膀已经扇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