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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育赛道未必能成资本“香饽饽”
摘要

“托育热会炒一阵,制订标准、收加盟费做推广的公司有机会在短期内获利,但真正做实体的利润其实很微薄”。

五月初,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为此前处于政策空白的0-3岁托育服务行业,首次提供了国家级发展指导意见。

与此同时,文件及吹风会中“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依托社区,提供婴幼儿照护服务”这一基调,使资本入局大概率上不再“提心吊胆”。

但有一个问题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度思考:托育赛道,是否真能成为资本下一个追逐的“香饽饽”?

虽已存在多年,但托育赛道的兴起是由政策所催生

相比于2015年起即有上市公司和资本方布局的幼儿园市场,2018年才逐渐受到关注的“托育”赛道,无疑是一个“新生儿”。结合近两年监管层对托育市场的关注,我们发现“托育”赛道虽已因供需关系存在多年;其真正兴起,很大程度上却是由监管层自2018年起一系列政策精神所推动。

2018年3月5日,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强对儿童托育全过程监管”。

此时“托育”尚未特指该赛道,但两会时惠州市政府副秘书长黄细花围绕“建立政府主导的0-3岁托育服务体制,多元共建相关机构”所制订的提案,无形中为托育行业发展定下基调。

5月初,上海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幼儿托育服务/机构的《指导意见》、《办法》和《设置标准》。上海成为对托育市场进行政策规范的先行者。该系列政策的发布,上行衔接社会背景,下行衔接行业现状。

社会背景是“2017年初上海托育机构能服务的幼儿数量仅能覆盖总量的2%”,行业现状则是“赛道鱼龙混杂,处于柠檬市场阶段”。这一政策的出台,一定程度上体现“市场倒逼监管”的尴尬境地,但终究是一个好的区域性开端。

2018年上半年,托育这一赛道正式进入教育工作者尤其是资方视野;而下半年至今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使该赛道真正“火”起来。

2018年6月红黄蓝股价悄然回暖,引发“资本与情感”的媒体讨论。之后有媒体报道称,红黄蓝幼儿园加盟业务“重出江湖”,资本逐利的特性再引舆论关注。

2018年11月15日,“学前教育新政”出台,明确要求遏制过度逐利行为。“逐利型”资方,迎来最严监管。中泰证券和中信证券的教育团队彼时即表示,未来幼教集团发展路径之一将向早教(0-3岁,培训类)延伸。12月初,威创公开表明“在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的指导下启动未来学校项目,涵盖未来托育中心等”,收购幼儿园的上市公司开始谋求破局之道。

今年2月,教育部等18部门联合印发《加大力度推动社会领域公共服务补短板强弱项提质量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行动方案》。《方案》中出现“积极引导社会力量举办托育服务机构”的资本利好要求。

3月下旬,红黄蓝发布2018财年年报。报告中明确表示,“未来将形成幼儿园、托育中心等四大事业版图”。其副总裁张帆也将红黄蓝定性为“0-6岁综合性早期教育服务提供商”。4月底,威创也发布了2018年年报。其在财报中披露“将进一步加大在0-3岁儿童托育、早教的投入”——旗下有大量幼儿园的上市公司开始选择布局托育领域。

托育需求虽有,但并非绝对刚需

在经营层面上,托育赛道能否像之前的幼教赛道那般适合资本流入?蓝鲸教育近期与数位资深教育工作者深入沟通,了解他们对这一赛道未来发展的看法。

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何周对蓝鲸教育指出,从政策与法规的层面出发,《照护指导意见》出台最大的意义就是分工明确。“这次强调了照护,业务主管部门是卫健委”;且明确各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分工后,“具体问题也有对口部门监管或负责,有利于行业的规范健康发展”,他说道。

在他看来《指导意见》的出台,部分条例有利于“增加社会资本进入的安全感”,是一种利好。托育赛道有机会充分市场化、受教育政策的影响较小,“但需求虽有,却也不是绝对刚需,因此资本介入需尊重市场规律”。

多鲸资本创始合伙人姚玉飞则从投资人的角度观察,发现如今赛道中的玩家主要有四类:一是传统的托班和“小饭桌”;二是成熟早教机构自己开办的托育班;三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开设的企业托儿所,“例如携程亲子园和沪江的托管中心”。

第四类则是近年兴起的、陆续拿到融资的一批托育机构,“例如北京的MoreCare;上海的袋鼠妈妈;主打南方市场的纽诺育儿;主打三四线城市的书香园托管,及偏中高端的圣顿等”。

托育阶段,在姚玉飞看来本身不属于国家需承担抚养义务的阶段,因此“有资本进入的空间”。且标的也较易受上市公司青睐,“因为这是教育行业的入口级赛道”。但实际上,据其观察目前尚未有上市公司收购托育标的,“主要原因还是赛道不成熟、标的稀缺”。

但金色摇篮创始人程跃博士对托育赛道的未来并不非常乐观,其对蓝鲸教育指出,“现在托育市场有点过热了”。

在他看来,首先从政策角度出发,《照护指导意见》在该赛道刚兴起时,就已强调了家庭为主、托育为辅、普惠优先,“管理逻辑已经完善,这是幼儿园赛道刚兴起时都没有的”。因此若社会频繁出现“入托贵”的呼声,监管层肯定会出手整治。监管层目前在做幼儿园普惠,“其目标不可能是将3-6岁入园贵的压力转嫁到0-3岁去,普惠优先是必然的”,他说道。

其次从家庭需求分析的角度讲,如今已到了90后为人父母的时期。对应的老一辈人群,不少是50岁左右、精力较充沛,“如果托育高收费,他们会计算和考量”。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孩子的自然成长规律。

程跃博士指出:孩子6个月前几乎不可能送去托育,因为这一年龄段家长的主流观念还是在家看护;6个月后会有少量托育需求,但主要是亲子活动,送到托育机构的概率并不高;孩子1岁后会走,此时家长若非常忙碌则可能有托育需求,但成本和安全也是相当重要的考量点;“会走稳是家长放心送到托育机构的指标”,但这已是1岁3个月后。

“1岁3个月至2岁这不到一年的时间,可能才是托育需求最高的时间段。但这一年龄跨度太小了,2岁后大部分幼儿园又有小托班,孩子又进了幼儿园系统”,程跃博士分析道。

因此在他看来,“托育热会炒一阵,制订标准、收加盟费做推广的公司有机会在短期内获利,但真正做实体的利润其实很微薄”。他认为,“如果做托育不为挣钱,还是可以把机构做大的;但将其当做一个能快速盈利的优质赛道,并不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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