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来源：子弹财经

开锁，卸门，打开冰柜。

一座“容纳”了整个城市文化的报刊亭，开张仅需要简单的3步。而这3分钟在几年前，要花掉每个亭主半小时的时间。

用他们的话说，曾经开张前要摆好当天的新报纸，“现在成了最不重要的事情。”

简化的营业流程背后，北京报刊亭从2008年奥运会期间的2500座，10年间消失了近三分之二。而剩下的900座，即使在誉为全国文化中心的北京也难逃宿命。

也正是这个最容易被遗忘的街道器官，见证了整个行业的变迁。

01

“不是所有报刊亭里，都是大爷大妈。”

三里屯和工体之间不到200米的路上，夹着3个报刊亭，这种分布密度在全北京来说都不算低，何况周围住宅稀少，更多是来往的游人和过客。

对于做“熟人生意”的报刊亭来说，这个位置并不友好。

但也正是太古里、酒吧街、SOHO、工体的集中分布，为这里带来了做买卖更重要的东西——流量。“虽然不能跟地铁口比，但也绝对不差。”

85年出生的孔旭彬，就是这3个亭主之一。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艺复兴风潮下全国各种报纸和书刊扎堆发行。一时间大街小巷支张木板、搭个架子、捆上铁丝，街头巷尾摆地摊的几乎都是卖报纸和杂志的。

到了九十年代末，杂乱无章的售报摊引起了市政府的重视。

邮政部门便开始在北京的街头巷尾，统一设立印有“邮政报刊”字样的报刊亭，并无偿分配给本市无业人员和下岗职工去经营。

“最早的一批亭主确实是本地人，后来买报的人少了，很多报刊亭都转让了。”

孔旭彬8年前跟着亲戚来到北京，干过几个月的快递，后来一直扎根于报刊亭，他承租的第一个报刊亭就在不远处的团结湖地铁口。

“那边人流量大，5年前因为市容改造就撤掉了，后来搬到了这里。”说到这他特意强调，只是人换到了另一个亭子，新的报刊亭早就不再兴建了。

押金1万，租金一个月1400，一年一交，再算上亭子里没卖完的报纸杂志和水，这就是“拿下”一座报刊亭的全部成本。

当被问到该找谁去租的时候，孔旭彬表示“即使是5年前，找到一个不想干的亭主也不是什么难事，无非是租金不同罢了。”

他指了指马路对面的另一个报刊亭，一条街之隔，租金却是这边的4倍，因为那边更靠近太古里，享受更多的流量。

开锁，卸门，打开冰柜。

这就是一座报刊亭开张的全部过程，而在几年前这个过程要“复杂得多”，因为窗口前的报摊都是亭主自己搭的，木板、支架还有几十份报纸都要在关门时收起来。

后来报刊亭公司也知道这样太麻烦，就允许亭主自己在摊位外侧加装铁门，直接把报摊包起来。

这样每天就只需要卸下铁门放在报亭背后，再展开两边的展架，开张就算完事儿了，能节省不少时间。

开完张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印有BK字样的蓝色马甲套在身上，虽然“不怎么透气”，但孔旭彬还是每天都坚持穿着。

用他的话说，“干什么事儿都得有个样子。”

一位山东小伙在报刊亭一干便是8年，对于为何会在北京做报刊亭生意，孔旭彬似乎并没想给这个回答赋予太多的意义，只是觉得自己平时性格就不争不抢，也不爱花钱。

“赚的钱足够养家，对我来说就足够。”

02

“为了一份报纸，他当场给我磕了个头。”

“227”，这是孔旭彬在这里干了5年总结出的“特殊”营业时间。

对于上班族们的996，孔旭彬的工作时间则要从中午2点到深夜2点，并且双休日无休。

“看报的几乎都是老年人，早起晨练、买菜、拿报纸是他们固定的生活习惯。”所以北京的报刊亭但凡靠着住宅区的，都要一大早去邮局取当天最新的报纸，赶在7点前开门。

而这样的报刊亭通常晚上7点也就门关了，孔旭彬半开玩笑：“比起你们996，我们这算997了吧?”

跟住宅区的报刊亭不同，“三里屯年轻人多，住宅少，越晚的时候越热闹。”孔旭彬也毫不避讳地告诉我，比起报纸和杂志，水，是这座报刊亭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正如此，孔旭彬把报刊亭中一多半的空间留给了两个冷饮柜。一个在门口对外，一个在里面备用。除了矿泉水，市面上畅销的饮料都可以在这里买到。

从送水小哥难掩的笑容里，能看出这里的生意还不错。

“水和饮料都比超市贵1块，毕竟大小也算个景点，周围商家都这么卖。”而来往买水的除了上班族，更多是逛累了的年轻人和游客，也不太会在意多出来的钱。

送外卖的，捡瓶子的，送快递的或者环卫工人......这些人来买水，孔旭彬基本能少收就少收，“3块的农夫山泉卖2块，不亏本就行。”

刚说完，一个捡瓶子的大爷拿了一瓶水，在孔旭彬的再三拒绝下，还是硬塞了3块钱进来。

正常一瓶水或者饮料，能赚2块钱左右，一本杂志赚2块，一张报纸只能赚2毛，“平均每天有40-50个顾客，5个是买杂志的，而买报的有时候连5个都不到，其余都是来买水的。”

也是因为这种收入占比，孔旭彬才不起那么早去拿报，“我不去拿，邮局也会派人送过来”，而另一方面即使是最畅销的《北京晚报》，“每天10份的配额也经常卖不完。”

谈到配额，就不得不说报纸十几年如一的零售模式——“包销”和“代销”。

“包销”的报纸每天会给亭主固定配额，10份或20份，零售价的8折是进货价。如果卖不出去就砸自己手里，最后变成“2块5一公斤的废纸”。

“代销”的报卖不完还可以原价退回邮局，但通常也不是全部能退。

“十几种报加起来，即使卖得再好也就赚几块钱，亏却是每天真真切切在亏。”

在谈到年初刚刚停刊的《北京晨报》，孔旭彬表示并不太关心，对于亭主来说更像是一种解脱，“少亏一份是一份。”

即使如此，5年来的每一张报纸进货单，孔旭彬还是会整齐地挂在报刊亭里最显眼的位置，多了几份，退了几份，都清楚的记在上面。

孔旭彬抽出其中的几张单子，讲解着上面标注的数字。虽然进出都是几毛钱，但日积月累也不是小数目，“不清楚亏了多少，怎么能知道赚了多少?”

比起报纸，杂志在他的亭子里还算有不错的销路。

三里屯来往的年轻人多，各种时尚大刊一般不愁卖。

“《读者》和《意林》在这边不太好卖，学校附近应该会不错”，路过的家长也会给孩子买本杂志，有的是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有的单纯是为了杂志上附送的小玩具。

当然也不是全都好卖，以前摆在外面的都是畅销杂志，现在卖不出去的也要放在显眼的位置，看似杂乱的货架通常凝聚了亭主不少的心思。

“还好有人会专门来买往期的杂志，比如易烊千玺做封面的《时尚先生》，即使过期很久也经常有人来买。”

但跟以前比，杂志的整体销量也免不了下滑的趋势。

杂志社为了挽回损失还会“悄悄地”涨价，亭主们经常不会收到涨价通知。而杂志的进货模式又很像以前家里交水费，“先发货，十天后再一起结账。”

如果哪本杂志涨价了没有及时发现，最后亏起来也是哭笑不得。说到这孔旭彬还是笑着补了一句，“当然这是我太粗心，怨不得别人。”

说起他眼中的报刊亭行业，他的回答有些出乎我的意料，“现在卖报，更像是义务。”

因为来买报纸的，多数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最具代表性的，是每天下午3点《北京晚报》发报之前，即使是三里屯的报刊亭也会聚起来三两个附近的街坊。

扇着扇子，提着藤椅，一边等报，一边聊天。

如果哪天来迟报纸卖完了，他们也不会太失望，但更多老人是借着买报纸下楼溜溜弯儿，文化锻炼两不误。谈起订报纸这种方式，孔旭峰笑着说：

“当然也能订，但相比报纸老人更需要的是个盼头。”

“这都3点多了，附近几个报刊亭都没有，就你这儿来的快。”2点就来过一回的大爷，兜兜转转一个小时终于拿到了今天的《晚报》。

“还有人会一次买很多报，30多块钱的报纸提起来就是一大兜子。”除了《北京晚报》，《新京报》、《参考消息》、《环球》在很多亭子里都是畅销报。

这位看起来至少八旬的大爷，手里攥着2块钱纸币，缓慢地抽出两份《北京晚报》，最后开心地把钱递进了窗口，我们猜测另外一份是要带给腿脚不便的老兄弟。

孔旭峰说虽然报不好卖，但他干了这么多年见过“借报消愁”的，也见过“嗜报如命”的。

2017年，一位看起来年龄50岁上下的先生来到孔旭彬的报刊亭买一份《中国电视报》，当时只剩下最后一份了，而且孔旭彬已经答应留给另外一位常来的老顾客。

但这位先生说“已经走了5站地了，就为这份报纸，路上的十几家亭子全都卖完了...”

孔旭彬觉得他很不容易，就跟常来的街坊通电话说了一声，把这份报纸卖给了他，“结果他当场就给我跪下了，还磕了一个头，连说感谢。”

就这一下，给他吓了个够呛。

来往的人多了，总有带着故事的。

有时候对陌生人倾吐反而没有太多顾虑，“老顾客很多很多，想跟我聊聊的我都会认真地听，不想说的我也不会主动去问。”

如果没人卖报纸了，至少对每天下午都喊着“瞌睡报，瞌睡报”的那位看报才能睡着的老人来说，会比以往失落很多。

03

“折起来的是亭子，折不住的是需要。”

纽约交通管理机构大都会交通局(MTA)的首席发展官亚诺·利伯，曾在公开场合说：他们意识到了报刊亭的吸引力正在减弱，但他们仍然坚信，报刊亭是地铁和街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这种观点之下，是报刊亭之于城市和街道意义的思考：人们对报刊亭的需要，是否早已超过了报刊亭本身的功能?

除了买报买水，来这里问路、换零钱的，甚至在移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还来买地图的人，每天都在孔旭彬的亭子里循环往复。

因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这里还会遇到很多外国人，“迷路的找厕所的什么状况都有”。

而邮政系统为了增强报刊亭的便民属性，在北京的每一座报刊亭都挂了两块“便民服务”的双语标牌。

聊到这孔旭彬说：“即使没这两块牌子，我也都会尽力去帮。”

孔旭彬的报刊亭还在团结湖地铁口时，很多人都会前来询问三里屯、工体往哪个方向走，后来他干脆自己画了个牌子挂在窗口，指向这两个地方。

但他没意识到对报刊亭来说，这两块牌子更像是一种保护。

晚上8点，天黑了一半，也迎来三里屯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

报刊亭前来往的人更多了，买报纸的却少了，但杂志和饮料的生意却依旧不停歇。

有人说报刊亭是“城市的眼睛”，这个定义在孔旭彬眼里，更像是窗口上方的三盏大灯。

“晚上我喜欢亮堂一点，摊子亮人自然就多了，即使不买东西只是停下来撸撸猫，也是街道上最有人气的地方。”

凌晨2点，一天的生意即将结束。

孔旭彬卖出了关张前的最后3本杂志，即使在三里屯工作了8年的他，也对这两位深夜买杂志的姑娘印象深刻。

同样忘不了的，还有三本杂志的名字——《红秀》、《时尚芭莎》、《Vogue服饰与美容》。

简单告别后，我俩消失在了各自的夜色里，如果哪一天报刊亭经营不下去了，失落的恐怕不只是小区里的老人吧。

报刊亭，一个承载了时代印记的地理标签或许在不久的一天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在一代人的记忆里，它是获取外界信息与知识的“聚集地”。

在互联网鼎盛发展的今天，智能手机取代了传统报刊亭的功能，使得信息不再难以获取，但对从小生长于这个城市的老人们来说，这依然是他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桥梁。

时代的变迁难以阻挡消失的脚步，剩下的，唯有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