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来源：蓝媒汇

如果你来天津旅游，而且还有本地朋友接待的话，那其实是件很舒心的事。因为天津人生性幽默不说，还爱吃爱聊天，能妥妥的满足你的一切要求。但唯独有一点，千万不要和他说，你想去吃狗不理。

在天津人看来，这就和你去了重庆非要吃鸳鸯锅一样，是一种难以言喻的冒犯。而劝阻外地朋友走进狗不理的大门，则是每个天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虽然是老字号，但天津人从来不愿意把狗不理当做家乡的名片。只不过千禧年的春晚上，郭冬临和冯巩一段儿《旧曲新歌》，让“薄皮大馅十八个褶，就像一朵花”的狗不理火遍大江南北，天津人也不得不捏着鼻子认了。

从早先船运槽工们的专属，再到流连青楼楚馆的寓公们的宵夜，最后拿下“中国驰名商标”，狗不理如同其他的百年老号一样，充满了烟火气与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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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1年，一个名叫高贵友的孩子出生在了天津武清县，老来得子的父亲秉承着贱名儿好养活的民俗，给这个孩子取了个“狗子”的乳名。

高贵友长到14岁时，父亲把他送到了天津南运河边儿上的刘家蒸铺做伙计。掌柜见他年纪尚小，干不了别的，就让他学着做包子。不过别看高贵友只有十几岁，可他心灵手巧又勤学好问，没几天就学会了包包子，且大小均匀、褶儿拿得漂亮。随后更是学什么会什么，尤其是好琢磨，悟性强，所以做出来的包子色白面柔，咬开流油，肥而不腻，味道鲜美，颇受顾客的青睐。

三年满师后，存了一些积蓄的高贵友便自己开了家包子铺，因为他做的包子皮簿馅大、肉多油多，所以特别受码头上从事大量体力劳动的工人所认可。于是生意做的越来越红火，高贵友一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根本就没工夫与顾客搭讪，于是有人戏称“狗子卖包子，凡人不理”。日久天长，人们便把他的包子铺叫成了“狗不理”。

所以在那个时候的天津人看来，狗不理就是针对平民与贫民的吃食，和“高大上”无缘。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使得每个天津人都觉得，自家的包子蒸的其实比狗不理好吃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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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狗不理走出三岔河口、名满天津的，其实是高贵友的儿子高金铭。

1916年，高贵友病逝后，高金铭继承产业，转年在南市东大街立了分号。1932年时又把老号迁址到北大关桥口。1937年，高金铭将老号、分号合并，迁址到天祥商场后门，也就是如今天津地标之一的劝业场，设立新号“德聚号”。短短不过20年，狗不理包子从天津的一隅，正式走进城市中央。

之所以发展的如此迅速，是因为高金铭赶上了时代的契机。彼时的天津在全国的政治版图上有着极特殊的位置——离北京不近不远，除了足够躲开首都的风波诡谲外，当风平浪静时又方便跳出来“摘桃子”。

一时之间，天津成了下野的政客、文化界的名流、德高望重的士绅们“养望”的不二选择。这些上流人士常常流连于青楼楚馆，通宵开party、打茶围如同家常便饭。

但那个时候，这些附庸风雅的青楼楚馆往往是不提供热食的。看到这份商机的高金铭便带着伙计，将蒸好的包子装入笼中沿街兜售。这种原始的外卖叫“胡同串子”，和如今的“地摊儿”一样专做夜经济，简单粗暴却有效，让狗不理名声响彻了整个天津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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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高金铭病逝后，其子高文焕继承了狗不理的招牌。但当时的天津已然一地鸡毛，不再是政商寓公的避风港。时局动荡之下，狗不理的生意越来越难做，高文焕勉为其难的经营到1952年，最终撑不住选择了歇业。

事实上到了这个时候，所谓的“百年老号”狗不理就已经彻底黄了。它的归宿原本应该是和“某家店逃荒也要带上的百年老汤”、“某家店拿到了从宫里流出来的食谱”一样，成为故纸堆中荒唐的美食传说。

但新中国成立后，天津市将狗不理包子收归国有，并将店铺迁和平区山东路，后又在南市食品街设立了分店。虽然和高家已无关联，但“狗不理”这块由爱新觉罗·溥任题写的黑底金字招牌，算是保存下来了，如今还悬挂在其总店的门楼上。

也就是在此之后，狗不理才开始走出天津、开始了艰难的拓张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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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在全国范围内打出名气可不是什么简单的事。事实上在随后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狗不理的名气也不过在小范围内传播，依靠真假难辨的名人轶事偶尔刷刷存在感，但随后也很快冷却下去。

转折点在1999年。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的批准下，狗不理拿到了“中国驰名商标”这一称号。随后在千禧年的春晚上，郭冬临和冯巩表演的相声《旧曲新歌》中突兀的提到了狗不理包子。一时之间，全国人都知道这家店的包子“薄皮大馅十八个褶”了。

狗不理开始以一种蛮横不讲理的方式火遍全国，并迅速成为了资本的宠儿。

2004年，狗不理在韩国开了第一家海外分店。2005年，同样是“百年老号”的天津同仁堂，以1.06亿元的高价收购狗不理，并为它起了一个信雅达的英文名“GoBelive”。这也标志着，从码头工人中走出来的狗不理开始抛弃接地气儿的过去，转向高大上的品牌革新之路。

现如今看来，在“百年老号”这群难兄难弟中，同仁堂是难得一个把资本游戏玩出花儿的角色。拿到能够“讲故事”的招牌后，同仁堂开始让狗不理转型售卖速冻食品，以求打破产品的空间与地域限制，同时还在全国各地开办消费水平极高的酒楼饭店，试图迅速完成资本扩张。

2006年11月，经商务部批准，狗不理正式拿下了“中华老字号”的殊荣。在资本的助推下，狗不理开始着手做上市准备，计划于2007年或最晚2008年登陆A股。

但就在这个时候，揠苗助长以至于脱离了生存土壤的狗不理，开始水土不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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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价格。

2008年，狗不理一只普通的猪肉馅包子的价格为一块五，已经超过了另外一家知名店铺庆丰包子如今的价格。而到了2020年，猪肉馅儿包子的价格已经达到了五块七。

这只是狗不理更换产品战略的冰山一隅。其董事长张彦森在2017年还公开说过，一定要打破“老字号”就是便宜的思想，因为老字号为了做久，就一定要有利润空间，在保持质量的情况下，有一个合理的价钱。

狗不理山东路店菜单（来源大众点评）

“保持质量”这话做没做到，狗不理和消费者各执一词。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信息是，自打2006年计划上市后，狗不理一直在2014年才提交申请书。但同年7月，这份难产的申请书依然被证监会用铁拳砸烂。

个中缘由我们现在已经不得而知，而被“教做人”的狗不理却依旧执拗，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于2015年在新三板挂牌。

财报公开后吃瓜群众才得以一窥“百年老号”的造富能力：2015年，狗不理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实现营收8949万，同比增长20.82%。净利润601万，增速超过30%，一时成为新三板上耀眼的明星。哪怕到了2019年，其营收和利润依然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

这和隔壁的老字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连续三年业绩下滑的全聚德，甚至都收到了深交所出具的年报问询函，要求其对公司经营数据进行解释。

但在风光无两之时，狗不理却选择主动退出。2020年5月8号，狗不理公开提交终止股票挂牌的申请，并于5月11日获得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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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主动退市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新三板的交易量实在是太低了。这对执念于玩资本游戏、试图从二级市场获得融资的狗不理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不能融资，就意味着不能获得充沛的现金流，就意味着无法砸出一个全新的品牌形象，就意味着在互联网大潮中掉队。与“不好吃”的负面评价相比，这才是狗不理最害怕的事。

但狗不理失败了，或者说没能成功。

2015年，上证指数从3210点快速冲刺到4277点之后极速下滑，至2016年初甚至跌到了2737点。狗不理甚至连解禁都没能熬到，股价就和指数一起陷入了四年“长熊”。

为了提振股价，狗不理开始频频讲故事，譬如斥资3000万跨界玩咖啡，譬如并购澳大利亚的公司推出“益生菌包子”，更遑论后续的面膜、大健康产业等。

花里胡哨，却无一有效。

事实上狗不理的遭遇，与众多“百年老号”一样，受困于自己的骄傲和矜持，或固守本业然后被抛弃、或盲目进行多元化而不断失血。等到万不得已想要转身的时候，已经被时代的车轮碾到了脸上。

就像《舌尖2》中说的那样，在巨变的中国，人和食物比任何时候走的更快。无论他们的脚步怎样匆忙，不管聚散和悲欢，来的有多么不由自主，总有一种味道，以其独有的方式，每天三次，在舌尖上提醒着我们，认清明天的去向，不忘昨日的来处。

当身为食物的狗不理既不能让人们想起来自何处、又不能让人们憧憬未来，那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本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