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2日，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在“2021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进行演讲，从金融结构、货币形态等多个领域的金融问题进行探讨。其中，肖远企提出，目前一般将气候风险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这是风险管理的全新领域，目前的研究和实践都没有形成系统。在这方面保险特殊的运作机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金融稳定问题
首先，从金融结构角度，肖远企提出，上世纪60年代戈德史密斯提出金融结构这个概念以来，到目前对金融结构的研究范围已经从数量比例逐渐拓展到各种金融要素的功能定位、市场活力、体制机制等深层的领域，有两个视角值得我们观察。
“一是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促进是促退还是中性。一百多年的现代金融经济发展史并没有提供一个准确的有说服力的线性因果关系。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完全相互矛盾的对照，事实上金融结构是一个动态的变量，对金融作用的方式、机理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表现得也不完全遵循相同的路径”。
“二是金融结构与金融稳定的关系”，肖远企补充指出，究竟什么样的金融结构更加有利于金融稳定和安全，从而可以减少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减少对社会经济的冲击。什么样的微观金融基础结构比如说股权结构、资产负债机构，中观金融市场结构比如说融资结构、竞争充分性和竞争集中度等等，以及宏观金融管理结构如何进行优化，从而更加有利于金融稳定，目前有一些研究但是没有一致的定论，但是有一些共识。比如说一国的金融结构往往内生于经济社会体制变化之中，与该国经济发展阶段实体经济的形态、金融深化程度、金融消费习惯以及传统文化等等都有关系，而且要与这些相适应。全球范围内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金融结构，只有适合本国国情的才是最好的。
金融结构的形成是市场竞争和历史演进的结果，但并不是说有形的手只能袖手旁观，无所作为。事实上金融结构发展的历史早已经刻上了主动塑造和推动的印迹，通过改革金融结构，促进社会供求总量平衡和资源优化，与调节经济增长，已在一些国家取得成效，但是前提必须是真正地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否则就会事与愿违。
货币形态，货币制度与传导机制的研究
“从实物商品货币、贵金属货币到法定货币，货币形态发展的背后实质是货币制度的演进”，肖远企在演讲中分析，“特别是信用货币制度的出现促进了现代中央银行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克里夫难题）结束了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完全基于信用美元主导的全球信用货币时代，人们重新建立起所谓的现代货币经济学理论体系。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20年疫情期间的货币景象和数字货币的出现，很多经济现象在传统的研究范围之内已经很难得到合理的解释了”。
比如说原来被视为洪水猛兽的通货膨胀，比如说人口老龄化、技术进步、全球化、贫富分化等结构性因素。也有研究重新解读传统的费雪方程式，费雪方程式MV=PT，试图重新审视经济金融循环下货币政策出现怎样新的传导路径，V变量货币流通输入发生了怎样的变化，T变量的范畴即各类商品的交易总量是否应该涵盖不断膨胀的金融资产。1963年美国货币学派教父弗里德曼提出，通货膨胀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制度经济学解释通货膨胀只是表面，制度才是本质。凯恩斯主义则认为通货膨胀也可以解读为财政现象，还有宏观经济学家理解通货膨胀更多的是价格现象，认为通货膨胀消失，源于生产过剩或者供过于求。
必须承认经济金融化程度提高，货币政策工具创新，非银行金融中介体系和金融市场规模的壮大，新一代技术特别是数字货币出现，都使原来沿着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制度运行的传统货币政策传导路径发生变化。如果说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那么也许目前正是货币经济学的圣杯，这个很值得我们研究。
低利率将如何改变金融机构经营与盈利的模式
针对于低利率环境的影响，肖远企分析，全球超低利率乃至出现负利率已经有很多年了，涉及的国家也越来越多。这种现象背后的成因蕴含的规律或者是趋势，遗迹未来对金融机构的影响，都是非常值得探究的。一般理解资金是宝贵的生产要素，保持正常的价格及利率水平是金融产生、运行和拓展的基本前提，这是过去我们一般一直这样认为。而超低利率或者是负利率直接挑战这种传统的金融理论，对金融机构的经营和盈利模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总储蓄长期超过总投资，全球全要素生产率持续低迷，金融周期特别是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主要央行货币操作方式的变化，都可能对上面的变化产生影响。
低利率是否会带来一个趋势性现象，就是利率水平和净利差长期持续下降。数据表明目前实施超低利率负利率的经济体，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一些国家的整体净利差已经趋近于零。
“但我们注意到这些国家金融体系的结构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说明其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早已经做出了某种调整或者是变化”，肖远企分析道，“负面影响我们也不能忽视，长期低利率环境会造成金融风险隐性化和长期化。从央行的角度看负利率弱化了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央行资产负债表风险爆雷增加，越来越需要将各类资产市场动态纳入视野。财政的角度看，超低利率或将引发政府债务过度扩张，加剧财政悬崖，与主权债务风险，从企业角度看债务高启值得警觉，目前全球债务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350%。其中绝大部分是由企业贡献的”。
从金融市场来看，容易助长资产泡沫和投机炒作，金融机构的经营与盈利模式将做怎样的改变，宏观管理政策将做怎样的调整，这些都需要理论的支持和引领。
应对气候变化将大幅拓展金融生产最大可能性边界
应对气候变化，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金融领域最近讨论得可以说是如火如荼，每一场研讨会基本上都有人提到应对气候变化、绿色金融这些概念。应对气候变化会大大拓展金融长期增长的最大可能性边界，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指出，在2050年实现零排放，全球每年需要投资1.6到3.8万亿美元。对金融行业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蓝海，未来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债券、碳交易市场都将迎来巨大发展契机。另外气候变化也会倒逼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发生调整，催生信息生物、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带来更多新的增长点。
“气候变化对金融风险的影响认识也在逐步深入，最近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两个文件，一个是气候风险的原因与传播路径，第二个气候相关金融风险评估方法”，肖远企认为，这两个文件都总结了气候问题如何延伸为金融风险，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目前一般将气候风险分为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这是风险管理的全新领域，目前的研究和实践都没有形成系统。在这方面保险特殊的运作机理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可以发挥独特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当前保险应对气候风险的覆盖率还非常低，过去十年全球气候灾难引起的损失中只有30%被保险覆盖，剩余的保险缺口大概有1.7万亿美元，实际缺口应该更大。与其它金融机构不同，保险的作用是直接对冲风险，是一种对风险重新分配的中介，可以实现风险分散，而且保险资金的长期性结构能够更好地匹配绿色发展所需要的长期融资需求。
“应对气候变化，在金融领域我们既要看到挑战，我们目前可能更多地是看到它对我们带来的不利的影响。但其实对金融行业来说机遇更多，应对气候变化将会为金融行业创造难以想象的比较空间，或将大幅外移金融生产可能性曲线点，把金融生产可能性曲线点要向外移，扩大金融长期增长的最大可能性边界”。
金融中介多样化背景下的金融业务定义和范畴
“金融的本质就是一种中介，扮演着支付、信用和撮合中间的职能，从全球来看长期以来金融业一直坚持着严格的范围和边界，从事金融业务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批，对金融行业的监管，也要严厉于其它行业”，肖远企同时指出，“但过去三十多年从事金融业务的主体已经成倍增加，对于究竟什么是金融业务，现在好像变得比较模糊，国际上变得比较模糊。但由于金融业的特殊性，这个又必须要厘清，不允许有模糊”。
金融业的范畴与非金融业务的边界究竟在哪，又比如从事什么样的金融业务属于特殊权利，必须持牌经营。还比如说商业银行作为一项准公共基础设施，在金融领域它的负外部性更大，哪些业务属于商业银行的核心功能，不能让度给其它金融中介，目前这些方面在国际上没有一个一致的共识，还是比较模糊的概念。这些都需要从理论上阐释得更清楚一些，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就会令全球各种金融主体和相关找到各自准确的坐标，是非常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