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音乐,再无海阔天空

再见,那些诗人、歌者、低吟浅唱者。

文丨华商韬略 王晓坤

2011年5月,当Beyond乐队的黄家强、周华健、任贤齐在鸟巢国家体育馆唱出“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时,台下三万观众一起合唱。

伴随着《海阔天空》的旋律,不少歌迷泪流不止。

“就像一场梦一样,让时光倒流”,滚石老板段钟沂的感慨,也是许多人记忆里最闪亮的一笔。

这一切不禁让人发问,为何信息越多,越五光十色的当今,却再也唱不出一首深入灵魂的好歌?这个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到底从何时开始?到底30年的岁月改变了什么?

段钟沂回忆道,在现场,他很平静,只是到了演唱会结束的第二天早上,他哭了。不是因为演唱会,而是想起了三十年前,滚石的音乐人们骑着脚踏车做唱片时的态度。

1986年-1996年,罗大佑、崔健、唐朝、窦唯、老狼、李宗盛、Beyond、王菲、周杰伦……中国大多数最富魅力的声音,皆出自这十年。

1978年,白花油公司选出的慈善皇后邓丽君,启动了自己的东南亚巡演。

同期,中国台湾音乐人叶佳秀,在听完约翰·丹佛之后,写出了传遍宝岛的《外婆的澎湖湾》。

又过了两年,段钟沂、段钟潭兄弟在中国台湾成立了滚石唱片,寓意为“地有滚石,天有飞碟”。

接下来即将开启的80年代,既不属于一架钢琴伴着轻吟浅唱的中国台湾民谣,也不属于蛰伏到1990年,以一首致敬曼德拉而震惊乐坛的《光辉岁月》,更不属于千禧年以后的超女选秀、抖音神曲。

80年代的乐坛,“十个馒头砸向人,九个都是诗人”。

那是一个三五群人坐在一起,就可以整夜聊文学聊音乐的时代,是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宿看电影录像带的时代,是人们从卡夫卡、福克纳,谈到萨特、博尔赫斯就能把肚子填饱的时代。

那时乐坛的明星人物,属于两个头上长反骨的人——1982年,凭一张《之乎者也》横空出世的罗大佑,和1986年,背着一把破吉他,甩着裤脚就能一高一低走上工体的崔健。

可能在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心里,只有具有家国情怀和反叛精神的音乐,才可以媲美文学,纾解自己不拘于小情小爱的胸襟。

而那个时代的唱片公司,也是同样的头铁,有着不屈膝于权势、资本的正气。

1982年,罗大佑发布了第一张专辑《之乎者也》。这是一张根本不符合市场审美的作品,当时的乐评人断言,卖不过2000张。

可当时的滚石老板段钟潭脑中硬是没有“失败”两字。他认定,这个沙沙的声音是个“宝贝”。

尽管,段钟潭给罗大佑出专辑的那一年,因创办摇滚乐杂志《滚石》,自己还背着700万的外债。

除了资金风险以外,悬在音乐人们头顶的,还有中国台湾的审查制。据说,当时连《橄榄树》都被要求改词才允许发表。在连毙5首歌后,罗大佑和段钟潭在封面上写道,“这里没有不痛不痒的歌,假如不喜欢,请回到他们的歌声里”。

首开先河的他们,硬气如此。

之后,《之乎者也》横空出世。这一年,罗大佑28岁,段钟潭31岁。

另一个敢于发出振聋发聩之声的人,还有崔健。

据说,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在听到崔健的声音后,愤然离席。但同期跟崔健一起混过的丁武、何勇、张炬、窦唯等人,听到后却受刺激了,“这小子竟上了这么大的台面。”

于是他们也开始做音乐,这就是后来的中国摇滚。

你无法想象到,这些来自老北京街头巷尾的青年,如何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飞快成长为艺术家、摇滚抒情歌手和现实观察者,写出那么多复杂而坦率的诗作。

《光阴的故事》《将进酒》《青春舞曲》《鹿港小镇》《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块红布》《不是我不明白》……

这些声音的价值,并不在于悦耳,而是在一片沉默的憋闷中,突然爆发出的那声喊叫,和那些信念,那些憋屈,以及憋屈之后的愤怒、激荡、嘹亮。

现在回头看,都说80年代是黄金时代,海纳百川,人与事都是向上的,但其实它更像流星。这是中国人和改革开放的蜜月期。它像极了人的青春期,纯净,天真,质朴,但却有些短暂,风一吹,就飘散了。

1982年,罗大佑写道:“台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乡没有霓虹灯。”

3年后,他离开中国台湾,远赴美国,开始了自己的海外漂泊生活。

80年代结束了。

叛逆的音乐人们从舞台中央,走向都市,走进平凡人间的市井烟火。

2006年5月,李宗盛举办《理性与感性作品音乐会》,穿着一件格子衬衫就出场了。

观众席上,一群中年人们坐在靠背椅上,看张艾嘉、周华健、梁静茹、张信哲、莫文蔚等悉数登台。

而与此同时,还在读初中的90后,也在MP3里,回顾着自己与周杰伦结伴的青春。

“初识周杰伦,他内敛、害羞,能把古典乐放进流行歌。在我们自我意识觉醒的启蒙期,是他教我们如何不服输,做第一,以及如何面对青春期的事。”

只是现在,那个成功后发胖的周杰伦,还会怀念当时的自己吗?

其实不管是李宗盛还是周杰伦,都是当初的造浪者。他们代表着另外一个时代的到来——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人们从集体主义走向了个人主义。

他们的作品里没有愤世嫉俗,没有宏大叙述,没有时代英雄,有的只是“生命的琐琐碎碎,小小的期待和幻灭”。但正是因为这些偏向生活与情感的作品,才唱出了每个人心底最深刻的感情。

因为越真诚的东西才越动人。

就像当年幸晓琪录的《领悟》,这是一首每一个被现实折磨得体无完肤的女孩都懂的歌曲。

辛晓琪在13岁那一年,爱上了邻居哥哥,等到结婚后一年,却听他说,“我不再爱你了”。

这个变心的故事,被李宗盛写成了《领悟》。结果,辛晓琪开始逃避歌词,又折磨了一个月后,她开始在录音室痛哭,妆都哭花了,黑色的眼线顺着眼角流淌。

她唱的“我们的爱若是错误,愿你我没有白白受苦”。之所以戳心,是因为李宗盛先让辛晓琪哭了无数次。

李宗盛是在用命写歌,他偷听了每个歌者的故事,然后把他们的眼泪糅合成作品,去感同身受,而不是无力地喊着,“我爱你!”“我想哭!”“我好痛苦!”

而有些音乐之所以言语无味、粗鄙无文,是因为它们都是空心的。

2018年,李宗盛低调出席浙江音乐学院活动,谈到如今急功近利的创作环境,须发皆白的他向台下的大学生感慨,“做音乐是苦活,不是把妹把到了,琴就可以扔了,我一首歌里100个金句,可是两万个句子里挑出来的,如果我不努力,就要回家送瓦斯(煤气罐)了。”

他是如此认真地看待创作与敬业的关系。

所以说,之前出现的,那些曾让你荡气回肠、热泪盈眶的歌,都是因为创作者用自己的功力、情绪、心血,才开启了你所有的情感闸门。

但在那之后,互联网时代来了。2002年,中国互联网时代开启,这一次,“音乐人”称号已经不再属于诗人、低吟浅唱者,而是经世致用者——一群手握键盘的互联网创业者。

2002年,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郑立,看到中国有上亿上网人群,决定用2000元制作一个华人音乐社区,把他对音乐的盈利模式、审美趣味,一股脑儿地投放到了其中。

后来,他把在网上认识的一个喜欢翻唱歌曲并上传到网络的女孩签了下来。后来,这个叫香香的女歌手,演唱了《老鼠爱大米》《猪之歌》,给郑立贡献了无数流量和利润。

香香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网络签约歌手”。

2004年,通过向用户收取60元的会员费,郑立的音乐网站开始盈利。同年,引来了IDG注资。而与此同时,香香用一台奔腾3电脑,一个15块钱的麦克风红遍中国的形象,也成为了一代年轻人的偶像。

之前,从来没有人能像她那样,不用钱、不用推广、不用制作,就把“一曲成名”的成本降到这么低。

但成名后,当粉丝们高举着“香香,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的广告牌时,她只觉得尴尬。她说,自己不喜欢这种音乐,或许,连她自己都不好意思,会以这样的姿态成名。

只是什么都抵不过成名获利后的狂喜。

之后,一批网络神曲批量涌现。挣扎期过后,音乐创作者们开始对市场无限迎合。

就跟日后搞营销号的写手一样,他们渐渐摸透了一条条互联网生态下的黄金创作法则:

副歌前置,迅速高潮,一切不要超过30秒;

旋律可以保守,但歌词必须华丽;

Low不要紧,勾起用户分享转发,才是王道。

这也是当代音乐越来越浅显、越来越短平快的原因。

只是这样做,最后最受伤的,还是音乐人自己。因为几乎所有靠神曲红过的人,都无法摆脱一个魔咒——用后即抛。

因为他们都是没有人格烙印的,数字时代的歌手,只是个面容模糊,用来发声的人形喇叭。他们不能创新,因为茧房里的人没耐心。他们用最简单的和弦,是为了和数量最多的人审美同频。

但我们所爱的声音背后,却永远都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歌手:

孙燕姿:清澈、纯真。永远奔跑,元气满满。

刘若英:情路坎坷,表面坚强,很想拥有天长地久,却总是遇人不淑。

杨千嬅:脑门上刻着一个勇字,永远不是男性第一选择的平凡女子。

陈奕迅:压力很大的丧,外表浮夸、内心清醒哀伤。

他们的歌声里,那些有心而发的,最纯粹、最真挚的情感,是技术代替不了的。

无论过了多久,你只要一戴上耳机,就能重新回到初次听这首歌的场景,回味起当时空气里的味道,这便是音乐流传的意义。

而那些充满着热舞、肢体语言的神曲,尽管旋律好听,却无法让人产生被人说中心事的震动。

就像原本想偶遇初恋男友,却发现对方已然变成了暴发户。

所以,若问为什么流量歌曲总是迅速被忘掉?

大概是:旋律能被记住,是真的,但里面的空洞和没有灵魂,也是真的。

在一段小巅峰之后,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止步于2004年。

2004年以后,流行音乐走进日渐式微的“黑暗十年”。

自那以后,一代人的回忆——邓丽君已然离世,亚洲最大的独立唱片公司滚石,仅剩下十几位签约歌手。窦唯点燃了一辆车,周杰伦开始半隐退。王菲最擅长的“吸纳”大法,也渐渐失灵。罗大佑除了跟传奇乐队纵贯线进行了一年的演出后,早已无心恋战,再无动静。

周杰伦曾在一次人民日报的访问里承认,流行音乐的创作是有套路的,有时候一段旋律必须要按照套路接下去,旋律才会悦耳,容易被大众接受。“脱离套路,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它不一定能被大众接受,这属于非主流的东西。”

但他忘了,正是因为他曾经的故意“唱反调”,我们才记住了反家暴的《爸,我回来了》,禁毒的《懦夫》,涉及反战的《止战之殇》,而不是他后来唱唱跳跳,甜而塑料的《嘻哈空姐》《阳光宅男》。

那时的周杰伦之所以被大批年轻人喜欢,也是因为,他内敛、害羞,开不了口,却又着暗暗较劲的志气。而不像他现在写的歌,歌词基本是,“你需要人宠爱,天天叫你BABY”“不爱我就拉到,哥练的胸襟如果你还想靠”。

连周杰伦都变了,也许现在的时代真的变了。

过去,他敢拿音乐做试验,用兵乓球做节拍,用口哨和直升机轰鸣,让所有歌都有一本小说的想象空间。

而现在,他成了功成名就的大佬,富足、得瑟、有钱,却也变得懒惰,写迎合时代的口水歌,审美标准日益单一。

过去,爱音乐的人写歌,殚精竭虑,看无数书,书桌上,永远都是记灵感的小纸条。

而现在,音乐成为了流水线,不用两个小时,写一支15秒的洗脑神曲,就可以成为全民BGM。

就连听众也不同了,过去,人人都要挑与众不同的歌手,找自己喜欢的调性。

而现在,算法会无视你的标签,把平台热门流量最大的内容,推送在每个人的屏幕上,替你选择你的选择。

过去,唱片公司老板会振臂一呼,带着音乐人向上游互联网平台争取版税和维护权益。路漫且难。

而现在,粉丝经济打通了超男超女、音乐选秀的任督二脉,人们追求的是效果、话题和眼球。音乐反而成为了背景板。

在一个资源只会向头部倾斜的时代,音乐人们被灌输的是,做大多数人喜欢的,才有机会,这也注定了,在一个谁都是潜在听众的网络,敢于创新的水准终会持续下降、渐行渐远。

也许,以后再也没有那些声音,教我们长大,教我们如何看清真相后如何生活,但我们依然记得三十年前,滚石人的那句“音乐的力量是文以载道,不只是风花雪月”。

或许,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一遍遍回听昔日的歌曲,回忆那个把流行歌曲写得像诗、像电影、像艺术的时代,看那些愿意关注人类挣扎苦难的音乐人渐渐走远。

再见,华语流行音乐的黄金三十年,再见,那个把对生活和音乐的探索,曾经推到极致的时代。

再见,那些诗人、歌者、低吟浅唱者。

[1]《只有大众,没有文化》王小峰

[2]《崔健:突然爆发的呐喊》南方周末 李皖

[3]《一个90后周杰伦粉丝的死心史》翁佳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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