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来源：李北辰

“你从心里，是不是觉得自己老了？”

“你对现在出现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是不是有隔阂感？”

“你这算是理想的夭折呢，还是算是你理想的转型呢？”

“你是真的把事情看透了吗？”

上面这些无比尖锐的提问，来自1月27日在腾讯新闻上线的企业家访谈节目《酌见》。要回答这些问题的，是第一期受访者，万通集团创始人冯仑——而提出这些问题的，是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每一期节目里，俞敏洪作为“对酌人”，在每一次杯酒言欢中，完成可能是对所有受访者而言最为推心置腹的深谈。

有句语录说：“我有酒，你有故事吗”。以《酌见》命名，它显然不缺酒，受访者更是不缺故事。第一期里，冯仑就在酒桌上告诉俞敏洪：“你知道，我知道的故事特别多。”

野蛮生长

作为改革开放后初代企业家，冯仑的故事确实很多。

1988年，29岁的冯仑从北京调至海南。五万块钱，一台汽车，一台电脑，一万台彩电批文，加上“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的头衔，就是他当时的全部资本。

在这里，旧的时代气息渐次消散，新的经济秩序尚未建立，就在这个毫无市场规律可循的草莽期，冯仑结识了意气相倾的王功权，王启富，易小迪，刘军和潘石屹，也就是后来“盖了北京CBD一半房子”的“万通六君子”，自此开启一段野蛮生长的故事。

1991年，他们以海南万通起步，“江湖式”地杀入兵荒马乱的商业战场（俞敏洪在节目里问冯仑“万通六君子股权平均分配，是否受到《水浒传》的影响，冯仑给出了较为肯定的回答）。几年后，他们又以标准的“商人式”方式分道扬镳。

这中间的故事充满各种野心与欲望，理想与迷惘，困惑与冲突，这一切都构成了改革开放初期商业进程的极佳脚注。

我最喜欢冯仑讲的这个故事。现在奔走在北京CBD，恩泽于市场经济秩序的90后白领很难想象，当年“万通六君子”在赚到第一桶金后一周年，决定将公司纪念日定为“反省日”。他们想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做生意”，表示一方面要“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要“以企业为本位”。他们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报》，编辑给起的标题是：《青年知识分子的新的报国道路》。

事实上，如今以冯仑为代表的初代民营企业家，被很多年轻创业者视为商业偶像，但令当下年轻人多少感到模糊的是：除了商人角色，他们有意无意地赋予自己传统士大夫的标签。

2018年2月2日，“风马牛1号”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颗私人卫星。俞敏洪问冯仑：“你发射卫星，是不是为了向世人证明你并没有脱离时代？”

我相信冯的回答是真诚的：“我老想改变点什么。”

但时代同样在改变，而且速度比任何人都快，这难免会让曾站在浪潮之巅的人们感到焦虑。

很有趣的一点是，《酌见》是用“对酌三问”的形式向前推进，俞敏洪和嘉宾互相提出三个不设限的问题，于是如前所述，俞敏洪问冯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觉得自己老了。”

冯仑表现出最大程度的坦诚：“感觉不大，但有一种感觉是以前没有的，就是突然觉得不是我的时代了，这不知道算不算老了。30岁那时候做什么都是我的时代，而且做的都是未来，都是别人都不敢做的事。30岁的时候，你干什么都是当下，稍一努力就干成未来了，现在是不留神就干成过去了。以前周围人做的生意我全懂，现在我有很多都不懂了。有个年轻人做区块链，跟他聊了好几回，他说的买卖我都没听明白。”

这大概是只属于曾站在时代船头的弄潮儿，对自己仍有期许的初代创业者随着时代变迁才会有的困惑。

在自己的故乡西安，在大唐不夜城的醉人夜色下，冯仑大概是第一次对外透露：“我准备差不多再过个三五年，我会把生意交给别人。我就专心写书，写一本社会幻想的书，还要写一本科幻的书，还要写一本纯学术的书。”

最好的“对酌者”

在《酌见》，冯仑是第一位向俞敏洪袒露心扉的“对酌者”。

未来几期，在这档由腾讯新闻立春工作室与北京爱学慧思联合出品，由大伙儿纪录制作的节目里，还会有其他人来到俞敏洪的酒桌前，他们包括：李宁品牌创始人李宁，比亚迪董事长王传福，华谊兄弟创始人王中军，搜狗公司CEO王小川，等等。

这里面既有中国市场经济浪潮第一批冲浪者，也有雄心勃勃的新生代互联网创业者；既有锻造了伴随年轻人成长的初代国民品牌，也有渗透进年轻人日常生活的国民应用。据俞敏洪透露，与这些嘉宾的对谈，每次要长达五六个小时。

而无论谁是嘉宾，这档节目最特殊的内容资源，其实是俞敏洪——更准确地说，是他同样作为企业家的“内部视角”。

很多专业的财经媒体人都应该知道，经济学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富兰克·奈特（Frank Knight）这样描述企业家的本质：“现实的经济过程是由预见未来的行动构成的，而未来总是存在不确定因素，企业家就是通过识别不确定性中蕴含的机会，并通过对资源整合来把握和利用这些机会，获得利润。”

但必须承认，倘若不是感同身受，你很难真切体会到这段话中“识别不确定性”“资源整合”等字眼背后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很多时候只能主观臆测。

就像俞敏洪所言：中国企业家在媒体上并没有“真实”地被展现，媒体对其报道一般只有两种，“一种是道听途说，企业家做了什么事，各种媒体蜂拥而至，有的属实，有的不属实，有的是歪曲，有的是夸张。另一种是主持人比较年轻，坦率地说，因为媒体人和企业家是两种不同的世界，比较容易出现隔靴挠痒的对话。”

其实不只是隔靴搔痒，出于某种人类本能，媒体很容易对大佬在无意识中形成“附和”。

作家西姆勒和汉森在《头脑里的大象》中讲了个很有趣的研究：美国著名主持人拉里·金专门做名人访谈，有人仔细分析了他的25个访谈，其中有克林顿这样的“大人物”，也有名气不如他的一些“小名人”，研究发现，如果访谈对象的声望比他高，他就会主动让自己说话声音的频率跟对方一致，如果声望比他低，访谈对象就会自动调整声调去跟拉里·金一致——而这种互相模仿完全是无意识的。

显然，俞敏洪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同于很多媒体记者的“仰视”，更不同于很多大众心理上的“俯视”，俞敏洪身为企业家的内部视角代表着“平视”，而平视往往意味着真诚，犀利，精辟，松弛，推心置腹——尤其是在两个人喝着酒的时候。“我跟企业家嘉宾站在平等的地位，这是作为对谈者的优势，也不需要提前准备，但有时也会自罚一杯酒让话题能够继续”。

更重要的是，俞敏洪会问一般人“不敢问”的问题（如同开篇那几个），而且得到的回答往往更为真诚。同样一个问题，如果换成别人问，回答可能更“官方”，但如果是俞敏洪问，受访者的回答会更“私人”——比如你在其他访谈中，不太可能听到李宁说“十五年前我就感觉自己老了”“骂我的人也曾为我鼓掌”；不太可能听到王小川说“如果我在百度，我会认为百度可能比现在还会再好一丢丢”。

这是俞敏洪的价值，《酌见》的价值，也是在娱乐至上的时代，作为一家高质量的内容平台，腾讯新闻坚守内容多元化的价值。

通过俞敏洪与冯仑的对谈，你也许不难发现，过去40年恢弘成就所具备的时代特点，让中国企业家阶层的崛起，走了一条与以德鲁克为代表的西方教科书不完全相同的道路。这条道路太过曲折复杂，以至于沿途其实缺少偏“个人化”的真实记录，尤其缺少来自企业家自身的口述，而这档俞敏洪的对谈节目，通过洞见中国企业家的真实群像纪实，在一定程度上勾勒出这条道路的轮廓。

诚如俞敏洪自己所言：它通过企业家罕见的坦诚口述，几乎毫无保留地内心袒露，以及通过企业家之间没有警惕性和隔离性的交流，或多或少地把企业家的成长历程，真实地融入到过去40年伟大的历史脉络中。

我想，这也是这档节目最大的意义所在，也是受益于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你我，需要补上的一课。